丛书总序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发生、发展，在世界上有3个里程碑式事件。第一个是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第二个是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第三个是201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又称“里约+20”峰会）。

每个里程碑的时间相差20年，这期间出现了一批各具代表性的绿色经典著作，累积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宝库。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牵头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个里程碑时代的一些绿色经典著作，包括《只有一个地球》（1972）、《增长的极限》（1972）、《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等。21世纪初，由我主持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第二个里程碑时代的一些绿色经典著作，包括《超越极限》（1992）、《商业生态学》（1994）、《超越增长》（1996）等。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支持下，策划出版这套“绿色发展文丛”，是要介绍第三个里程碑时代的一些绿色经典著作。

在过去的50年中，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不断深化的。如果说1972年第一个里程碑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1992年第二个里程碑强调了要用可持续发展整合环境与发展的思想，那么2012年第三个里程碑以来的思想进展，主要表现在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需要从弱可持续性向强可持续性进行升华，大的趋势可以概括为如下5个方面：

第一，可持续发展思想需要区分强与弱。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在于一种选择，即主张没有地球生态物理极限的经济增长，还是追求地球生态物理极限之内的经济社会繁荣。强调前者是弱可持续性观点，强调后者是强可持续性观点。过去10年间的科学研究，发现地球上的9个生态物理边界已经有4个被人类活动突破，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问题，这证明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性和互补性。学术界提出了人类世的强可持续性概念，强调人类发展需要在地球生物物理极限内实现经济社会繁荣。

第二，可持续发展要求从技术优化向系统创新迈进。绿色发展通常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路径依赖的技术优化和效率改进路线，不涉及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系统变革；另一条是非线性、颠覆性的系统创新路线，要求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变革来大幅提升资源生产率。在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生态环境红线的背景下，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强调颠覆性的系统创新，而非普通的技术优化。联合国通过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实质就是非线性的系统创新和社会变革，人类发展要变换跑道，在30～50年的时间里用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最终实现碳中和。 

第三，可持续性导向的转型需要有不同的模式。与传统增长主义的A模式有别，可持续发展导向的社会转型，理论上需要区分两种模式：一种是发达国家的先过增长（overgrowth）后退回模式，国际上称之为B模式或减增长（degrowth）模式，即发达国家的物质消耗足迹已经大大超过了地球的行星边界，需要在不减少经济、社会福祉的前提下将其降回到生态门槛之内；另一种是发展中国家的聪明增长（smart growth）模式，即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但要利用后发优势使物质消耗足迹不超过生态承载能力，这是我们做可持续发展研究时强调的C模式。

第四，文化建设需要独立出来，发挥软实力作用。联合国“里约+20”峰会和2015—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和治理4个支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认识到，文化建设需要从社会建设中独立出来，强化成为具有黏合性和渗透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一方面起到整合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3种发展资本的作用；另一方面起到协调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3个治理机制的作用。“五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5个方面，已经强调了文化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独立维度。

第五，可持续发展需要发展可持续性科学。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和深化需要理论思维，而可持续性科学正是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学理研究。过去10年来的研究进展，充分认识到没有可持续性科学指导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是盲目的，没有可持续发展实践作为基础的可持续性科学是空洞的。可持续性科学的发展，不是单个学科所能承担的，也不能变成各个学科的大杂烩，而应定位为不同学科面对共同问题去创造可以共享的元概念和元方法，各个学科需要在整合性的范式之下各显身手去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问题。可持续性科学的发展趋势，是超越多学科（multi-）和交叉学科（inter-）的研究现状，走向跨学科（trans-）的知识集成和整合，发展具有范式变革意义的崭新本体论、价值观和方法论。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第23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致辞时指出，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可持续发展是在联合国大会上一致举手通过的发展理念和全世界认同的国际通用语言，中国生态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可持续发展实验室。出版这套丛书，我们希望有助于社会各界特别是决策者、企业家和研究者去了解可持续发展第三个里程碑以来出现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加强对话，进而能够运用中国故事和中国思想加速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的深入推进。

“绿色发展文丛”主编 诸大建

2019年7月于同济大学

内容简介

我们已然忘却如何去思考极限（limits）。探讨环境的大多数哲学方法将其首要聚焦点落在自然世界的价值、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和人类世（Anthropocene）的状况，以及我们对世界的重大影响上，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伦理问题。本书在充分考虑这些关注的同时，还强调了一对矛盾的核心位置，矛盾双方分别是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存在的增长之紧要性（imperative）与相对滞后的极限之再发现（rediscovery）。“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这一表述来自梅多斯（D. Meadows）等人于 1972 年出版的名著标题，该书名大体上已经进入日常的公共话语。然而，在当前的环境相关宣传中，“极限”概念本身仍未实现充分的理论化，甚至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更有甚者，人们有时看似是在努力地主动回避极限问题。

但本书恰恰认为，只有正视极限问题并将其作为思考的核心，才有可能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全球挑战。这就需要对极限相关思想的漫长历史进行探讨。《极限问题》力图说服我们：接纳极限概念这件事的价值不仅超越了环境问题本身，而且有可能会产生一种社会转型带来的改革福利。

《极限问题》涉及环境学、经济学、思想史及哲学等学科，相信在这些学科的交叉领域进行研究的学生和学者都将会对本书的内容产生浓厚兴趣。

作者简介

克里斯蒂安·马鲁比（Christian Marouby），美国米尔斯学院（Mills College）荣休教授，《乌托邦与原始主义：关于古典时代人类学想象的文集》（Utopie et primitivisme: Essai sur l’imaginaire anthropologique à l’âge classique）与《自然的经济学：关于“亚当·斯密的人类学”的文集》（L’économie de la nature: Essai sur l’anthropologied’Adam Smith）两书的作者。马鲁比的重要学术贡献是对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哲学阐释。他重新解读了斯密理论中的“自然”概念，指出它并非单纯指向物理环境，更代表一种引导人类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内禀力量，这种自然观强调人类与所处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通过揭示斯密思想中自然、人类行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马鲁比提出了一种更具整体性和历史性的经济增长理解框架，该框架在对当前生态危机背景下人类发展模式的理论反思领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译者简介

张帅，同济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研究员和同济大学创新设计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先后入选上海市“晨光计划”“扬帆计划”等人才计划。长期从事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构建、可持续设计等领域的研究，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设计学等多学科知识和方法深入研究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科学问题。近几年来，围绕稳态经济、生态福利绩效、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可持续设计评估等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前沿问题，在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Habitat International、Ecological Indicators、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等中英文期刊上发表SSCI/SCI/CSSCI论文2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和译著6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项目、上海市项目等纵向科研项目5项。电子邮箱：zhangshuaiboshi@tongji.edu.cn。

韩一珵，同济大学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围绕可持续设计、循环经济等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前言  权 利 问 题

为了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内容，我一直觉得书名应该叫“最终阶段”（The Final Stage），并以“对极限问题的反思”（Reflection on the Question of Limits）作为副书名。不过，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见多识广的编辑团队还是说服了我，用这个书名的话会显得含义难以捉摸，毕竟这不是一本谈论剧场艺术的没落之类的著作。于是我更改了主书名来凸显主题，同时采用新的副书名来更清晰地表明本书将从历史维度对该主题进行分析，并且涉及对“极限”一词本质的探讨。哪个标题更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其实，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副书名中用“历史”作为修饰词不够妥帖，因为本书仅在思想史这层意义上进行透视。此外，我对现在书名中“阶段”一词的缺失感到尤为遗憾，这个概念正是我理论框架的核心。话说回来，这种遗憾恰恰印证了本书的重要论点之一：我们不可能同时拥有一切。

无论如何，此刻我还想简单说明一下书名中另一个词的缺失—反

思。本书确实是一种反思。使用这个词时我指的是一种尝试，试图从多方面审视极限问题，探究该问题能让我们思考哪些东西，甚至如何影响我们的思考方式本身。或者说本书是一种试笔（我用的是essay一词的本义），即通过直面我们这个世界上最重要、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努力探求一种可能的答案，从而打开通路，得以展望或预测未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思考是一种不带感情的（dispassionate）纯客观思考。恰恰相反，诚如我的上一句话所述，我的思考是由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带来的激情投入状态（passionate engagement）驱动的。甚至可以说，和“passion”这词的本义一致，我的思考过程就是一种主动吃苦的磨难。但这种吃苦尝试是为了进行反思，而不是盲目重返既定的道路。这一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本书为何呈现为目前的形式。鉴于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来描述，姑且可以说本书的形式是有机的（organic）。书中有一章明显比其他章更长，这是因为它需要此等篇幅来展开论述。中间的3章（第2、3、4章）大部分在描述过去（即使我采用的并不完全是真正的历史学家眼光），而开头第1章和最后的第5、6章则更多地关注当下。本书是写给普通人的，希望每一位专注的读者都能读懂，所以书中没有任何缺乏解释的专业术语。不过，即便从良好的初衷出发，本书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本学术气息浓厚的著作，尤其是在集中引述其他文献时。归根结底，本书是个自带愚直（stubborn integrity）气质的“杂种”（hybrid），这种写作风格是对某种必要性的回应，我希望读者诸君也能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这一点。

接下来还有另一个问题：写作的资质。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是我这样的人来写这样一本书？毕竟，我既非环保主义者，也没有受过专业经济学的训练，甚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取而代之，我的学术背景倒是在文学和语言领域有过广泛涉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母语是法语，如果说还谈不上彻底忠诚的话，至少我多年来做到了尽职尽责地把精力奉献给法语研究事业。此刻，我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在那段时间里大量的工作与投入事实上都已成为我这次写作的铺垫。当我可以自由地去写我最关心的东西时，之前的这些工作再次有力地表明了它们存在的必要性。这并非虚言，但我认为更加兼容并蓄的答案应该是：由我们自己来书写有何不可？我们之中来自各行各业的众人对“人类如何思考、感受自身并自我表达”产生关注，并从各自的个体与集体经验中创造出意义与价值，这又有何妨呢？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关于“我们是谁”的认同都是从这些经验中代代传承而来的。关于极限问题，“世界的极限”正是我们都理应发问并需要去尝试解答的问题。这涉及我们所有人，而同具体的出身与嗜好无关。在这种意义上，本书的副标题应该是：从人文视角透视环境危机（A Humanities Perspective on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这个副标题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讨论的危机乃是全人类共同的困境。对于那些深入关注这一重要问题的读者来说，他们可能疲于阅读科学性更强的专业文献，这样的副标题可能更具吸引力。

借助一位思想家的权威，我们可以尽快意识到反思的重要性—他就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斯密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重视劳动分工及其带来的“特定专业”，同时他也承认“哲人或者说推测者（men of speculation）”的重要性，认为“他们的专职并非做任何事，而是观察一切事物；而且，比起精打细算，他们更擅长将相距最远、差异最大事物的力量结合到一起”（Smith, 1776, I.i.9）。事实上，在关于专业分工的现代语境下，斯密思考的这类人更像是发明家或工程师而非哲学家，但他的观点依然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在现今这个劳动（包括智力劳动）的分工极为精细的时代，我们已经在知识领域获得了非凡的进步（拜前述智力劳动分工所赐）。正因如此，我们更有必要多花点时间，如斯密所言“观察”这些知识所带来的“一切”。某个具备天赋的人能宣称他掌握了当代科学与“推测术”的所有领域，这样的事情尚有可能发生的最晚时代正是亚当·斯密的时代，放到现在则近乎完全不可能。这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了理解自然科学（往往还包括相近的社会科学“姊妹学科”），不仅数学能力是必需品，而且还得掌握高度专业化的哲学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些爱思考的普通人必须放弃知识，或者更确切地说，放弃科学（正如我们的理解，“科学”和“知识”这两个词现在其实指的是同一件事）。我们只须对特定的人群报以信任，他们毕生致力于研究、推测和实践事业的某一领域，并努力让我们直接或间接地享受到他们的劳动成果。

因此，我首先要感谢那些为我提供灵感和思路的环保主义者、生态学家和勇敢的经济学家，虽素昧平生，但通过著作神交已久，我所能想到的一切都源自他们。事实上，本书并没有什么闻所未闻的内容，有关极限的警钟已经被猛烈敲响很久了。我尤其关心那些曾经感受到（其中有些仍正在感受）警报的先驱者，他们在旷野中大声疾呼，经久不息。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理应接替他们的使命，继续呼吁，无论多少次，无论用何种方式，直到最后被听取为止。当然，我不可能一个不漏地记得或提及为此做出贡献的所有人，任何相关领域的学者毫无疑问会对这些遗漏感到遗憾，但我已尽自己所能，希望我所仰慕者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在本书中发现自己。我也知道，本书大部分参考文献来自用英语写作的学者和思想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本书根据我在美国时的经历来构思并写就。美国正是我认为最需要听取上述“旷野疾呼”之处，这并不意味着我否认其他国家和语言环境中做出的所有贡献，尤其是我的法国同胞的贡献，虽然我在这些篇章中提及他们时显得格外审慎。毫无疑问，除了“消增长”（décroissance）这个对塑造我思维方式尤为重要的概念，我在其他方面同样应该感谢我的同胞。

回到我身边的“小世界”里，我想对梅莱亚·埃穆纳（Meléa Emunah）致以特别感谢，感谢她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环境科学学生在事实调研方面提供的宝贵帮助，以及感谢她令我保持清醒、大道直行。

我还想感谢一些好友，他们各自以某种方式为本书做出了贡献：农夫艾伦（Alan）向我们展示如何正确行事；和多米尼克（Dominique）的周四例行谈话给我启发；多萝西（Dorothy）的贡献稍微有点复杂，长话短说，她很早之前就向我提过建议：“下一本书，你应该用英语来写。”

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伊丽莎白（Elizabeth），你完全担受得起本书的题献。当我感到心力交瘁、难以为继之时，是你如助产士（sage femme）般握着我的手助我发力“分娩”，如是本书方能“呱呱坠地”。

参考文献

Smith, Adam.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76 (this edition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