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 书 总 序

第三个里程碑的思想经典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发生、发展，在世界上有3个里程碑式事件。第一个是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第二个是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第三个是201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又称“里约+20”峰会）。

每个里程碑的时间相差20年，这期间出现了一批各具代表性的绿色经典著作，累积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宝库。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牵头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个里程碑时代的一些绿色经典著作，包括《只有一个地球》（1972）、《增长的极限》（1972）、《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等。21世纪初，由我主持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第二个里程碑时代的一些绿色经典著作，包括《超越极限》（1992）、《商业生态学》（1994）、《超越增长》（1996）等。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支持下，策划出版这套“绿色发展文丛”，是要介绍第三个里程碑时代的一些绿色经典著作。

在过去的50年中，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不断深化的。如果说1972年第一个里程碑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1992年第二个里程碑强调了要用可持续发展整合环境与发展的思想，那么2012年第三个里程碑以来的思想进展，主要表现在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需要从弱可持续性向强可持续性进行升华，大的趋势可以概括为如下5个方面：

第一，可持续发展思想需要区分强与弱。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在于一种选择，即主张没有地球生态物理极限的经济增长，还是追求地球生态物理极限之内的经济社会繁荣。强调前者是弱可持续性观点，强调后者是强可持续性观点。过去10年间的科学研究，发现地球上的9个生态物理边界已经有4个被人类活动突破，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问题，这证明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性和互补性。学术界提出了人类世的强可持续性概念，强调人类发展需要在地球生物物理极限内实现经济社会繁荣。

第二，可持续发展要求从技术优化向系统创新迈进。绿色发展通常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路径依赖的技术优化和效率改进路线，不涉及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系统变革；另一条是非线性、颠覆性的系统创新路线，要求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变革来大幅提升资源生产率。在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生态环境红线的背景下，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强调颠覆性的系统创新，而非普通的技术优化。联合国通过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实质就是非线性的系统创新和社会变革，人类发展要变换跑道，在30～50年的时间里用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最终实现碳中和。 

第三，可持续性导向的转型需要有不同的模式。与传统增长主义的A模式有别，可持续发展导向的社会转型，理论上需要区分两种模式：一种是发达国家的先过增长（overgrowth）后退回模式，国际上称之为B模式或减增长（degrowth）模式，即发达国家的物质消耗足迹已经大大超过了地球的行星边界，需要在不减少经济、社会福祉的前提下将其降回到生态门槛之内；另一种是发展中国家的聪明增长（smart growth）模式，即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但要利用后发优势使物质消耗足迹不超过生态承载能力，这是我们做可持续发展研究时强调的C模式。

第四，文化建设需要独立出来，发挥软实力作用。联合国“里约+20”峰会和2015—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和治理4个支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认识到，文化建设需要从社会建设中独立出来，强化成为具有黏合性和渗透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一方面起到整合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3种发展资本的作用；另一方面起到协调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3个治理机制的作用。“五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5个方面，已经强调了文化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独立维度。

第五，可持续发展需要发展可持续性科学。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和深化需要理论思维，而可持续性科学正是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学理研究。过去10年来的研究进展，充分认识到没有可持续性科学指导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是盲目的，没有可持续发展实践作为基础的可持续性科学是空洞的。可持续性科学的发展，不是单个学科所能承担的，也不能变成各个学科的大杂烩，而应定位为不同学科面对共同问题去创造可以共享的元概念和元方法，各个学科需要在整合性的范式之下各显身手去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问题。可持续性科学的发展趋势，是超越多学科（multi-）和交叉学科（inter-）的研究现状，走向跨学科（trans-）的知识集成和整合，发展具有范式变革意义的崭新本体论、价值观和方法论。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第23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致辞时指出，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可持续发展是在联合国大会上一致举手通过的发展理念和全世界认同的国际通用语言，中国生态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可持续发展实验室。出版这套丛书，我们希望有助于社会各界特别是决策者、企业家和研究者去了解可持续发展第三个里程碑以来出现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加强对话，进而能够运用中国故事和中国思想加速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的深入推进。

“绿色发展文丛”主编 诸大建

2019年7月于同济大学

前言

摆脱（escape）当下的处境，这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天性，它大概早已植根于人类DNA的深处。我们的祖先学会了趋利避害，从而在捕食者、饥荒与彼此之间的内部纷争中得以存续。当生活变得黯淡无光、危机四伏、令人精疲力竭，或者仅仅是略显无趣之时，我们都会憧憬着抽身去往更刺激、更欢乐、更友善之处。

这些憧憬驱使着人类迈向非凡的成就。人类的生活自此之后在物质意义上变得更富足了（至少对于一小部分幸运儿来说如此），此乃不刊之论。就日常水平而言，生活变得更加舒适，危险状况变得更为少见了。毫不夸张地说，人类能取得如此显著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对摆脱现有处境的憧憬。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已截然不同。我们摆脱了劳苦，代价却是毁灭性的气候变化；我们摆脱了贫穷，代价却是将贫穷强加给他人；我们摆脱了生物资源稀缺性的困扰，代价却是其他物种的灭绝；我们摆脱了枯燥无趣，但其背后则是科技复杂度的巨大扩增，而日益复杂的科技业已威胁到我们的人性本身。如今，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摆脱方式，那就是摆脱我们对地球所造成的伤害—同时也是人类彼此之间所造成的对自身的伤害。

如何实现新一轮的摆脱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在针对生态科学和经济学的数十年研究中，这一问题始终处于维克托（P. Victor）整个学术之旅的中心位置。众所周知，他的这一旅程以涉猎广泛、雄心勃勃而知名。正如《摆脱生态过冲》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该问题一直处于知识思考的前沿—确切地说，是自从我们得以亲眼见到作为行星的地球在宇宙中的孤寂感以来。

1957年10月，苏联将人类第一枚轨道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Sputnik 1）送入太空。当时有一家美国报纸将此次发射誉为“摆脱地球加诸（我们）禁锢（imprisonment）的第一步”。在阅读这则评论后，社会哲学家（social philosopher）阿伦特（H. Arendt）发现人类“无尽扩张”的梦想已经从“不上台面”的科幻小说渗入了主流报刊，这种渗透程度令她感到惊讶，为此她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在1958年发表的著作《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中，阿伦特一开篇就发问：“世俗时代（the secular age）的‘解放’（emancipation）起点是对‘作为圣父之神’的背离，那么，这一时代更为宿命化的终点是否意味着背离‘作为万物之母的地球’？”她宣称“地球是人的境况之精髓所在”，而我们对地球界限（confines）的“反叛”只可能产生一种后果，那就是“自取灭亡”。

让我们想象带着阿伦特快进到21世纪20年代初，她或许对人类的现状不会感到惊讶，但会更失望地发现几位世界首富级别的大亨正在争先恐后地投入到一场亿万富翁之间的太空竞赛中。当世界上其他的大多数人正挣扎于远较“地球的束缚”更为严酷的禁锢时，这些巨富的当下目标竟然是相互超越，力争率先达到卡门线（Kármán line）—这条线是地球大气层的尽头，也是外太空的起点。他们梦寐以求的终极目标是一个由科幻小说激发的幻想：让人类的生命穿梭在（甚至有一天超越）整个银河系。

著名的连续创业家、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创始人马斯克（E. Musk）是这些“新火箭人”（new rocket men）之一。当马斯克被TED（Technology，Entertainment，Design；技术、娱乐、设计）国际会议的负责人安德森（C. Anderson）问及是什么驱使他产生触及太空并最终拓殖火星的愿景时，他的回答是：“我只是在尝试以一种不那么悲观的方式思考未来。”马斯克坚称，那些抨击太空竞赛的人“或许没有意识到，对如此之多的人来说，太空代表着希望”。

今天的世界在财富与特权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性夺走了数十亿人的人生希望，因此，马斯克所述也许是真实的。然而，这些话语掩盖了摆脱地球引力所带来的巨大挑战：能源、物料、人力和时间。如果这些资源被用于解决当今紧迫的全球问题，它们将为人类的繁荣带来更大的成就。

马斯克式话语还忽略了如下事实：找到像地球一样宜居之所的概率极度微小。在太阳系中，火星可能勉强算是除地球之外最适宜人类居住的行星，但它依然与“家园之美”相去甚远—讽刺的是，我们正是在观看由太空传回的图像之后，才真正学会了理解这份美丽的脆弱性。

按照自然摄影师罗厄尔（G. Rowell）的说法，在月球轨道上的阿波罗8号航天器里由安德斯（W. Anders）拍摄的照片《地出》（Earthrise）堪称“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环境摄影作品”。《地出》用一幅惊人的画面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严酷的现实：为了过上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美好生活”，这颗闪耀的星球自古以来始终是—现在也依然是—人类唯一的最佳机会所在。阿伦特写道，地球可能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它为人类提供了一处栖所，让人们能够实现自由活动、呼吸而无需费尽辛劳与心机（without effort and without artifice）。”

看来，如果我们想要公正地对待该见解、想去保护这一珍贵的生命支持系统或者想摆脱两个世纪以来的工业扩张对地球所造成的伤害，那么在寻求答案时就必须朝向人类社会的内部而非外部。在将影响力拓展到太空之前，人类必须先纠正自身内部经济运作的功能性失调。在把目光投向星辰之前，我们必须先把自己的家园安顿妥当（get our own house in order）。

这另一场征程—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摆脱过冲”（an escape from overshoot）之旅—虽然不如直面外太空这一“最后疆界”（the final frontier）的挑战那样引人注目，但它在许多方面同样是一次令人敬畏的艰巨冒险。这是一次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它是那样令人激动且充满回报；但与此同时，它毫无疑问也会遇到重重阻碍，挑战我们的智慧，需要我们献出勇气。

在这场冒险中，选择一位经验丰富且富有同情心的向导，无疑是一种明智之举。这位向导愿意与你分享他对地形的了解和对世界的洞察，他既有足够的智慧来避免因傲慢自大而落入陷阱，又有足够的创造力能使经济学这门“阴沉的科学”（dismal science）焕发生机。当你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发现了这样的向导，我绝不会感到惊讶。

我与本书作者维克托的初次见面，已经是将近15年前的事了。当时我们各自独立地研究着一个相同的问题。事实上，彼时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这门学科尚未获得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因为它对一颗有限资源的星球上经济活动的巨大规模提出了质疑。和许多其他的生态经济学家一样，我们对“永恒的经济增长”（eternal economic growth）这种颂咒（mantra）保持着警惕。在某一段时间里，我们（很可能）是全世界仅有的两个会在书名中使用词语搭配“无增长”（without growth）的经济学家，那时这显然属于煽动性言论。

在学术竞争的氛围中，这种不太可能得到认可的学术资历其实很容易造成我们之间的分歧。但分歧并未发生，实际上出现的反而是集中资源的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维克托对科学事业所持的坦诚开放的态度。十多年来，我们密切合作，试图理解当经济不再固守于增长，而是谋求在有限的行星边界（planetary boundaries）以内提升人类福祉时，它将会呈现怎样的态势。现在，这一构建“后增长经济学”（post-growth economics）的计划也吸引到了世界上最聪明的一批新生代经济学家。毫无疑问，他们将大胆地踏入那些维克托和我（只能说是刚开始）涉足的领域。

与此同时，我们的一些共同研究成果被收录到这本及时的关键著作中，我将其视为莫大的荣幸。更重要的是，在这场另类旅程中，我很高兴能向大家推荐维克托作为向导，他的礼貌、正直和友善使我们的合作早已超越一次单纯的智力冒险。无论是往内心探索还是向外（太空）眺望，我们都始终不应忘却自身的人性。任何摆脱生态过冲的尝试最终都会指引我们回归自我。

蒂姆·杰克逊（Tim Jackson）